七月的郎溪，蝉鸣裹着稻香漫过黎明村的田埂。当我们——巢湖学院数学与大数据学院“青春助农·智教兴村”实践团队的12名队员，背着教案与教具踏入村委会的那一刻，孩子们眼中闪烁的光，突然让“乡村振兴”这个宏大的词变得具体而温热。七天里，我们既是知识的传递者，更是乡土的学习者；既在孩子们心中播撒种子，也在自己的青春里刻下了关于成长与责任的注脚。这场以“教育帮扶+红色传承”为名的实践，最终成为一场与童心、与乡土的“双向奔赴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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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图一、在冀祥麟和郝江峰两位老师的带领下初到郎溪 |
课堂上的“意外收获”：当知识遇见纯粹的眼睛
美术课上，小女孩举着彩笔仰起的脸，让我突然意识到：教育从来不是单向的灌输，而是一场心灵的共鸣。
最初设计课程时，我们总想着“教给孩子什么”——语文老师赵佳佳准备了安徽童谣的文化解读，数学老师王瑞打磨了“速算闯关”的每一个游戏环节，安全员李艳反复演练防溺水演示的每一个动作。但站在讲台上才发现，孩子们用最天真的方式，反过来“教会”了我们教育的真谛。
那一刻，课本上的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突然有了呼吸——它藏在老人的皱纹里，飘在田野的风里，更在孩子脱口而出的乡音里。我们临时调整教案，让孩子们回家收集爷爷奶奶的“老故事”，再带到课堂分享。当一个孩子用方言复述完爷爷参加抗洪抢险的经历，教室里响起的掌声，比任何教学评估都更动人。
数学课上的“逻辑拼图”游戏，原本是为了训练思维能力，却意外成了观察孩子们性格的窗口：有的孩子专注冷静，一步步拆解难题；有的孩子急得满头大汗，却坚持不放弃；还有的悄悄把自己的思路分享给同伴。王瑞在实践日志里写道：“我教他们‘排除法’解数独，他们却教会了我‘包容法’——原来最好的课堂，是让每个孩子都敢犯错、敢表达。”
最让队员们揪心的是防溺水课。当李艳问“如果看到同伴落水，你会怎么做”时，几个孩子齐声说“跳下去救他”。那一刻，我们突然明白：比起知识，更重要的是传递“生命至上”的价值观。情景模拟时，一个小女孩紧紧攥着用来演示的长杆，认真地说：“老师，我记住了，先喊大人，再找工具，因为我好好活着，才能以后保护更多人。”她眼里的坚定，让我们鼻子一酸——原来教育的终极意义，是让弱小者学会强大，让强大者懂得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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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图二、孩子们的积极互动 |
红色馆里的“精神觉醒”：当历史照进青春的迷茫
“这顶军帽的主人，牺牲时比我们还小两岁。”在郎溪县“红色基因传承馆”，讲解员指着展柜里的旧物说。那一刻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孙可豪后来告诉我，他摸着玻璃展柜，指尖传来的凉意像电流一样击中了他——“以前总觉得‘英雄’离我们很远，直到看到那些和我们年龄相仿的烈士遗物，才明白‘担当’不是口号，是前人用生命铺就的路。”
在团队出发前，有人开玩笑说“实践就是走个过场”。但在听完新四军战士为掩护群众转移而牺牲的故事后，“我们在空调房里抱怨作业多的时候，八十多年前的同龄人正用血肉之躯守护家园。现在的‘乡村振兴’，不就是他们当年憧憬的‘好日子’吗？”那天下午，队员们在纪念馆的留言本上写下：“请先烈放心，这盛世，我们接棒。”
这种精神的洗礼，很快转化为行动的自觉。原本对支教有些抵触的蒋佳乐，主动申请加开“红色故事小课堂”，用漫画形式给孩子们讲新四军的故事；孙可豪则在安全课上加入了“革命先辈的避险智慧”，告诉孩子们：“勇敢不是鲁莽，保护好自己，才能为家乡做更多事。”红色教育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，而是流淌在我们与孩子之间的精神血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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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图三、孩子们的手工制作 |
田埂间的“文化叩问”：我们究竟在“帮扶”谁？
“你们从城里来，觉得我们这老掉牙的花鼓戏还有人看吗？”在国购广场做问卷时，一位老人的反问，让我们陷入沉默。最初的文化调研，我们带着“记录非遗”的使命感，却忽略了乡土文化本身的生命力。
直到在有斐堂听吴开训先生的故事——这位清末民初的郎溪商人，一边办工厂振兴实业，一边建学堂普及教育，临终前还嘱咐家人“办学不能停”。队员杨雯雯突然感慨：“我们总说‘教育帮扶乡村’，其实百年前的先贤早就在用行动告诉我们：乡村从不缺智慧，缺的是让智慧发光的机会。”
在黎明村的“作业辅导角”，我们遇到了一个叫小雨的女孩，她的暑假作业里夹着一张画：村口的老槐树、潺潺的梅渚河、还有戴着红帽子的“大学生老师”。“这是我的家乡，以后我也要考大学，回来教更小的孩子。”她的话像一颗石子，在我们心里激起千层浪。原来，所谓“帮扶”，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，而是平等的对话与相互成就——我们带来知识，孩子们却用最纯真的梦想，治愈了我们在都市里积攒的焦虑与迷茫。
调研最后一天，书记握着我们的手说：“年轻人，谢谢你们让这些老故事‘活’了过来。”其实该说谢谢的是我们——是郎溪的土地教会我们：乡村振兴不是“输血”，而是“点燃”，点燃那些沉睡在泥土里的文化火种，点燃孩子们眼里对未来的光。
青春的答案，写在祖国的大地上
离别那天，孩子们追着我们的车跑，手里挥舞着自己做的小扇子、画的画，还有歪歪扭扭写着“老师再见”的纸条。袁梦慈抹着眼泪说：“以前总觉得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’是句空话，现在才懂，这论文的每一个字，都要蘸着泥土的芬芳、带着孩子的笑声。”
七天的实践，我们或许没有改变黎明村的教育生态，但孩子们的笑容、老艺人的坚守、先烈的故事，却重塑了我们对“青春”和“责任”的理解。教育帮扶的意义，不在于我们教了多少知识，而在于我们让孩子们相信：远方有光，未来可期；而我们自己也终于明白：青年的价值，不在于身居何处，而在于是否能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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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图四、结束时同当地书记与安徽农业大学的团队对接合影 |
车子驶离郎溪时，夕阳正给梅渚河镀上金边。我们知道，这场实践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——未来的我们，无论身处课堂还是田野，都会记得这个夏天：记得孩子们眼里的光，记得田埂上的风，记得我们曾用青春的脚步，在祖国的大地上写下滚烫的答案。
